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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悲剧,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和反思。

  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举办第十一期“案例大讲坛”,研讨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如何预防、规制、立法完善等问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基层法院、公交公司等单位的专家、代表,纷纷提出建议。

  多因小事引发纠纷没有预谋

  司法实践中,因坐过站与司机发生争执并非个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法官谭勇,就曾审理过一起对公交车司机实施刑事犯罪的案件。

  2015年12月29日清晨,司机左某驾驶着22路环湖公交车正常行驶。老人成某坐过站后,左某没有同意成某停车的要求。

  成某要求归还两元车票钱并用力抠投币箱,将投币箱外面的塑胶扯坏。车上的乘客劝了几句,没想到反而激怒了成某,他突然动手拉动司机的方向盘。

  左某本能地踩了一脚急刹车,车辆直冲路边人行道,撞上一棵行道树和交通指示牌后停下来。左某的背部撞击到驾驶员座位后面的栏杆上,无法呼吸。另外一位老人被送往医院,CT显示胸腔有积液和淤血。公交车的挡风玻璃、雨刮器、车前的大灯、仪表盘、保险杠都被撞坏,损失两万元以上。

  法院依法审理后认为,成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3位审理过类似案件的法官描绘出涉公交车安全案件中犯罪行为人的“画像”。

  万州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严学万介绍说,2015年至2018年,万州法院共审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9起,与公交车相关的有7起,7名涉案人中男性6人,女性1人,年龄在40岁至50岁之间,文化程度不高。法院对7案均作出有罪判决,大多数被判处缓刑,1件被判处实刑。

  严学万说,此类案件犯罪行为人年龄比较大,往往因坐过站、车费等小事与司机产生矛盾,临时起意没有预谋。行为人有自首行为,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大部分案件没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不是特别大。

  辽宁省沈阳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法官赵颖男介绍说,沈阳公交车上的视频监控较清晰,案件过程记录得相对完整。此类案件多为坐过站或投币不对引发的矛盾,行为人多为初犯且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能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人身伤害基本是轻伤以下,有的案件中公交车司机也存在一定过错。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胡洋介绍说,近3年,丰台区法院审理了11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件,6件与机动车相关,其中有3件与公交车相关。

  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委员郑爱丽是名律师,已担任10年公交公司的法律顾问。她说,以往还出现过酒后打骂公交车司机或拿公交车司机撒气的情况,公交公司设有服务处,处理涉公交车司机的投诉。很多矛盾中是让公交车司机忍一忍,或由公司给司机发放委屈奖,或者双方都教育一下,以服务纠纷的形式化解了。

  罪责刑相适应量刑综合考量

  近些年发生的殴打公交车司机或强行驾驶车辆案件中,个案情况千差万别,法官需要考量的因素也很多。目前,法官定罪量刑普遍会考量打击公交车司机的部位、力度、车速、路段、造成危害的情节等综合因素。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公诉一处处长曹红虹说,对抢夺方向盘导致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进行法律评价时,检察官会考量主体过错是单方伤害行为还是双方互殴行为;发生路段是否处于高峰期、车载人员数量,乘客的行为是挑衅还是阻止司机危险驾驶行为、司机是否放下高速行驶的车辆与乘客互殴;是否确实发生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导致公共安全处于危险中等。个案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都是可能触犯的罪名。

  针对乘客采用暴力、威胁方法侵犯正在驾驶车辆的驾驶员的人身权,或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则建议,可以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参考危险驾驶罪量刑。

  最高法研究室刑事处副处长喻海松认为,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也是可以考虑适用的罪名。此外,立法时或可比照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增加“暴力危及公共交通安全罪”。

  与会法学专家普遍认为,司机的驾驶行为是职务行为,注意义务高于乘客和其他人,有义务采取足够的措施避免危险进一步扩大。

  胡云腾建议,司机存在长时间玩手机、与乘客发生纠纷离开驾驶席等高危行为擅离职守的,可以考虑纳入危险驾驶罪。

  公共运输安全标准有待提升

  “该出手时就出手”,遇到有人对司机大打出手怎么办?多位法学家给出这样的建议。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花乡法庭庭长魏亚南说,司机和乘客对骂或司机开斗气车,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他乘客勇敢地站出来,是法律应有之义,应加强对这种见义勇为行为的褒奖,公交车司机受到攻击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也应得到承认。

  国家法官学院民商审判教研部教授胡田野说,民法未规定公民的见义勇为义务,但鼓励见义勇为行为,这种鼓励要通过司法体现出来。

  北京公交公司第三客运分公司第一车队安全副队长邢晓明说,公交车上有“四不伤害”,即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不愿意看到别人受到伤害。这4条适合所有人。

  与会者认为,公交公司应加强驾驶员情绪疏导,对他们的心理应给予更多关怀。同时,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职业的人要采取不同方法加强普法教育,让“袭击承载着公共安全的驾驶人员的行为是严重犯罪,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成为公知。

  邢晓明说,北京公交司机有“18个怎么办”,其中详细列举了发生火灾、抢劫、口角、肢体接触等情况驾驶员应该怎么办,公司经常组织演练。如果司机都做到了还是发生极端情况,希望能够对司机有足够的保障。

  喻海松认为,公交车安全设施有待加强,例如配备一键报警、隔离门、安全员等。城市公交管理水平也有提升空间,售票和报站都使用语音提醒,公交车上只有司机一人,容易将冲突集中在司机和乘客之间。

  在郑爱丽看来,加装安全设备仅有提倡还不够,应该提升公交车和旅游大巴车制造的技术强制标准。希望有更多危害公交车安全的情况进入法律程序处理,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行为人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对当事人和群众产生警示作用。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民六庭法官董利娟说,涉及公交车的案件中,乘客向法院请求调取公交车录像时,有时会碰到录像找不到的情况。公交公司有必要建立制度,加强对视频录像的保管,以便发生司乘纠纷或乘客受伤时及时提供证据。

  北京市丰台区交通警察支队法制科科长李涛说,公共交通中类似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公交车上,长短途客运车辆上也有发生,因此,视野应扩大到公共运输领域。

  制图/李晓军

  中国侨网11月2日电 据加拿大《明报》报道,家住加拿大烈治文山的华裔周女士多年来深受邻居噪音滋扰,却一直投诉无果,她的丈夫甚至因此造成了精神创伤。

  周女士的邻居家中长期发出大音量的音乐、电影与电子游戏噪音周女士向烈治文山政府附例部门及约克区警方投诉,都无法解决问题。

  烈治文山政府首席行政主管加布(Neil Garbe)坦承,邻居发出的视听噪音很难管制,而已有23年历史的噪音管制附例确是需要更新,市府正在搜集各方意见,但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最佳的方案。

  周女士就邻居噪音向市府投诉后,市府附例部门尝试介入调停,但她的邻居不作回应。

  烈治文山附例部门的盖伊(Don Guy)曾表示,现行噪音附例没有管制视听噪音的音量(分贝),执行附例的人员不能决定某人在家看电视的合适音量。烈治文山政府发言人胡德(Libbi Hood)表示,并没有忽略周女士的投诉,但调查职员并没有听到过分的噪音,因此很难向她的邻居作出检控。

  根据烈治文山政府的网页,确是有管制噪音的附例。不过,该附例对上一次更新的时间是在1995年1月。加布表示,现在是再次更新的时候,他们既参考其他市镇政府的有关附例,又向公众征询意见,以图作出切合时宜的修订,但至今还未有最好的方案。

  周女士为了解决噪音问题,曾求助于约克区警方,并得到警方及时的回应。不过,约克区警方已表明,他们只能短暂地解决她的问题,烈治文山政府附例部门才是提供长期解决办法的机关。市府发言人表示,噪音附例正在内部检讨,料在明年将有更新。

文 | 品途商业评论

大概是在国务院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人们的健身热情日益高涨,庞大的健身人口为健身行业带来了巨大需求,体育产业成为绝对风口。也正是在此风口之下,健身市场呈稳健增长态势。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健身房市场规模已达900亿元。据预测,2020年将有望达到1230亿元。

在整个行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健身房也正历经转型变革。许是消费升级对于健身行业提出更高要求,原本就饱受诟病的传统健身房更加弊端凸显,而重新定义健身行业的智能健身房逐渐成为市场新宠。

横行数年的旧模式竟轻易被新兴事物击溃,未来又是否会走向凋亡直至取而代之?全民健身正热,健身房却危机四伏。

互联网冲击下的传统模式面临大考

这些年来,健身行业陷入了怪圈,各种差强人意的消费体验步步瓦解着用户残存的信赖,同时也将潜在消费者无情地拒之门外。年卡会员、私教推销、到店关门、跑路风险…每一点都直指传统健身房的差劲与不堪,但这些似乎又不能完全构成传统健身房遭受威胁的理由。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智能化”概念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人们看到了更多可能性,包括在健身行业的应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曾公开表示,要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体育产业发展质量,显然,传统健身房并不具备。

首先,获客层面。提到健身房,耳边总响起熟悉的吆喝声——“帅哥美女,游泳健身瑜伽了解一下啊”,这就是传统健身房惯有的推销手法,扎堆的推销人员占领地铁站、公交站等公共场所,洗脑式疯狂输出,但笑脸相迎得到的却多是置之不理,抑或敷衍了事。如此高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最终收效甚微。现如今,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流量都在线上,有效地利用互联网优势实现高频低成本获客才能事半功倍。这一战,传统模式完败。

再者,约课方式。传统健身房一般晚间设有团课,瑜伽、舞蹈、基训等等,遇上稀缺课程则需要和健身房端提前联系预定,这里就涉及到约课程序。不同于新型智能健身房的线上系统一键搞定,传统健身房多仰赖于微信、QQ等社交软件,如此方式一方面不能确保是否遗漏,另一方面用户不能直观的看到课程,造成不便体验。

另外,管理缺失。传统健身房的年卡一经售出,服务质量及体验感受都会大大下降,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纯粹依靠自主练习,而以互联网玩法为基础的新型健身房以基本实现全程数据跟踪,包括进店次数、体测报告、卡路里消耗等等,形成用户专属健身档案,以供随时监测,加强自我管理。

还有,功能不便。传统健身房多采用前台“签到”的方式进店,会员需要亮出健身卡,服务人员刷卡继而拿上更衣柜钥匙才可进入。在新型健身房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用户只需到店“刷脸”,使用佩戴健身手环便可按需解锁任一设备、随意挑选心仪位置的更衣柜、智能控制淋浴,专人专属,安全可靠。

当然,两者之间的优劣远不止此。与其说传统健身房是受限于自己,不如理解为其已被时代所抛弃,可以预见的是,变革之路势在必行。

线上平台转攻线下也并非坦途

传统大军正积极突破局限,寻求智能化转型的同时,还有另一拨依托互联网的流量平台也在大举进军线下,比如Keep。

就在日前,keep在北京华贸开启了首家线下门店Keepland,其定位是跳脱出对传统健身房的认知和限制,希望构建一个全新、更酷的运动交互的空间。比如当你在商场等女朋友逛街的时候,不是去喝杯咖啡,而是去Keepland训练一个小时。Keepland采用按次售课的方式,包括燃脂、塑形、瑜伽等课程,每节课1个小时,售价59元或79元。

其实说白了Keepland就是一线下健身房,但Keep内部不允许说“健身房”三个字,如果谁说了就会罚微信红包。如此介怀,keep对于线下转型似乎并不是那么胸有成竹。

毫无疑问,Keep算是国内健身运动工具类产品中的佼佼者,无论是知名度还是体量。去年8月,Keep高调宣称注册用户数突破1亿,这也是国内首个用户数破亿的运动app。时至今日,累计用户已突破1.2亿。

细思Keep寻求转型背后,无非是当下互联网公司们的共同归宿,在经历了流量长跑后面临变现,但是用户留存较差导致黏性过低,线上盈利难题倒逼它往线下走,可带着大流量进场的Keep转型路似乎并不会顺畅。

再加上2017年是健身市场爆发的一年,以觅跑、公园盒子等为代表的共享健身仓随着共享经济大潮席卷而来,以乐刻、光猪圈等为代表的智能健身房也在“互联网+”的风口下接踵而至。眼下,Keepland的开局就面临前有饿狼后有猛虎的境地,想要突围实属不易。

而从健身房本质来说,线下健身房是一个重资产行业,成本极高,动辄数十万一台的健身设备,成本比例扩大。Keep的线上是比较容易聚合用户,而到了线下用户则比较分散,从线上切入线下究竟能获取多少份额还是得看资金投入,否则盈利也成空谈。

论跳出乱象的正确解决方案

显然,无论是传统模式面对智能化的责难,或是互联网品牌转型线下的盈利难题,这两个细分模式都存在一定问题,健身行业究竟该如何发展才能跳出乱象,走向规范有序?

这里其实和零售业是共通的,新零售概念当道的今天,各大电商都在发力线上线下打通,然而线上平台起家的没有选择从零开始着手线下门店,而是在去年与共同启动线上线下联动的促销活动“8.8购物节”,实现包括联合促销打通双方用户群体,通过线上线下门店的相互渗透实现互通,试点部分库存商品共享,在供应链和后台技术方面进行了更深度的融合。如此一来,京东与沃尔玛的合作实现了业务落地,接力沃尔玛的资源快速全球化,还有利于强化供应链,强化商超类产品的价格优势;而对于沃尔玛来说,此前在中国市场的电商发展并不顺利,通过京东借力发展了中国区电商业务,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双赢。

试想当初京东若凭一己之力发展线下,开店、扩张、下沉…何时才能与苏宁之类拥有线下优势的对手相抗衡。健身行业也一样,因其重资产属性,需要大笔资金投入,线上平台转型也不可能替代传统健身房,最现实的来说,开一个门店需要多少钱,覆盖一条街道需要多少钱,扩张新的城市又得多少钱。

如今的健身房越来越强调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便利性。类似于一兆韦德、威尔士这样的大型健身房是拥有了足够的品牌知名度,但多为动辄几层楼的大型场馆,散布密度却是远远不够的,试想作为用户你是否愿意花大把时间往返于健身房和家之间?这里就凸显了新兴模式的优势所在,主攻高密度小型健身场地,让健身房如便利店一样随时随地可见。可惜的是,对于很多新兴品牌来说还是卡在了资金上。

与其从无到有,不如互相借力。未来健身行业的发展趋势不应再是互相对抗、势不两立,而取长补短,走向传统和新兴的融合才是正道。

“时代在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跟你说”,张泉灵的这句话用在当下的健身行业一样合适,未来已来,变革刻不容缓。

人民日报:内容低俗、创新乏力 网络综艺如何困中求变

网络综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并不意味着节目品质得到认可,内容低俗、创新乏力、唯明星是瞻……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特殊时期——

网络综艺如何困中求变(深聚焦·“互联网+文化新业态”①)

本报记者 史一棋

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每一天都在为“互联网+”的新业态添砖加瓦。我们一度以为,电影、电视剧、书本、音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从大银幕、电视屏幕进入移动终端,不过是传播介质的转移。但如今,文化市场上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已经证明:互联网对传统文化领域的影响远非我们理解的那么简单。

本期开始,我们推出“互联网+文化新业态”系列报道,从互联网对综艺节目、电影、音乐、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影响着手,剖析互联网与传统文化行业联姻创造出的新型文化业态,探讨文化市场发展的未来前景。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人们对视频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加,我国的网络视频市场规模日益壮大,截至2017年底,用户达5.5亿。与网络剧、网络电影比肩的网络综艺也已经走过10年发展历程,而一系列问题也随之出现——一些节目单纯追求点击率、内容低俗,一些节目为留住明星嘉宾不惜一掷千金,一些节目单纯复制个别成功案例,内容极度缺乏原创……

新形势下,网络综艺存在的问题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某种节目类型面临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以网络综艺为代表的互联网视频节目如何摆脱当前存在的顽疾、痼疾,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内容低俗、唯点击率:

网络综艺的困境并不孤立

“如果没有互联网技术与社交网络的兴盛,便不会有网络综艺的快速发展。我们不能将其存在的问题视作孤立事件,而应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中来考量。”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杨钢元看来,网络综艺节目实际是乘了社交网络的东风。社交网络培育了用户重视个性、社群、参与、互动的互联网思维,这才是助推网络综艺立于风口的根本力量。

转型期社会存在的浮躁等社会心态、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带来的碎片化生活方式,为网络综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空虚、紧张等情绪在一些青年身上体现,加之个体生存的孤独感和焦虑感又使他们不愿直面自己的人生,更愿一窥明星生活来逃避现实压力。”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讲师陈凌对此十分担忧。而且,部分网络视频观众热衷于快节奏和浅表化表达,这导致快餐式娱乐在互联网的平台上愈演愈烈。

2014年之前,绝大部分网络综艺节目都是小成本、粗制作,多为电视节目的缩减版,并未有明显的风格区分,缺乏比较优势。然而,近两年,各大视频网站摩拳擦掌,推出的网络综艺数量越来越多,对节目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和前些年各大电视台将综艺节目作为立台“王牌”的情况类似,“爆款”网络综艺对各大视频网站的重要性也被日益放大。采访中记者获悉,某两大视频网站就计划于2018年夏季推出两档节目正面对抗,节目制作成本都超过2.5亿元。

但投入高并不等于品质高,究其原因,不少网络综艺内容低俗、媚俗难辞其咎。

杨钢元分析:“其实,并不是制作方愿意低俗,而是唯点击率是从的心态在作祟。”上海市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李磊也直言:“一切以收视率、点击率为标准,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些浅表化、感观化的低层次文化严重影响了观众审美和社会风气。”

迷信明星、缺乏原创:

快餐娱乐引发恶性循环

近年来备受人们关注的明星天价片酬问题,也与网络综艺的过度迷信明星效应有直接关系。

近来比较热门的几部网综,《拜托了冰箱》是一档美食脱口秀节目,明星爆料是不少观众眼中的主要看点;《火星情报局》也在情报机构的情景设定下强化了知名主持人的角色影响力;推理游戏节目《明星大侦探》更是集合了不少一线明星、“名嘴”……越来越多的网综在强化和比拼明星效应中来带动流量与收视。“很多电影、电视剧导演很无奈,如今拍戏很难请到明星,因为他们的档期都被各种网综占去了。”一位从业者透露。

唯明星是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原创缺乏的问题。无论对于电视节目还是网络节目来说,研发新节目都需要很长的周期。然而,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碍于资本和收视的压力,碍于市场竞争的残酷,不少视频网站很难沉下心来潜心创作。甚至有个别网站看到哪个节目火了,就复制其节目形式,换几个明星嘉宾便迅速上线。

“观众对综艺节目中的明星,以及缺乏新意的节目形式已经渐感审美疲劳。事实证明,盲目跟风只会导致节目样态雷同,进而引发市场疲软、观众疲惫。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些热衷于此类节目的年轻观众,无法在这类节目中得到精神给养,看完节目后反而感到更加疲惫,于是陷入了越疲惫越以网综弥补,越弥补则越疲惫的恶性循环。”陈凌说。

采访中,还有专家谈道,相比于有关部门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发布“限娱令”限制电视娱乐节目,网络视听节目的监管力度稍显不足。根据201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按照“谁办网谁负责”的原则,“在播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前,应组织审核员对拟播出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进行内容审核”。这就意味着将播出前的审核权下放给播出机构,自审自播。这样的审播机制,加之监管滞后和第三方监管的缺失,为包括网络综艺在内的网络视频问题频出埋下隐患。

丰富内涵、探索模式:

内容为王须常讲常新

上述这些问题,不少业内人士也早有关注,并试图作出改变。亚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首席内容官唐健分析:“历史和市场都已经证明,坚持内容为王,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创作者必须遵循的。”

在杨钢元看来,内容为王的理念不应仅限于网络综艺,而是新传播格局下所有文化产品必须具备的品质,优质内容并不单单意味着呈献给观众的具象感官刺激,而应站在更广的维度去理解,“独立的点评观点、有效的互动体验、真实的参与感受、轻松的节目氛围……这些抽象的感知内容都是优质内容的组成部分,甚至比具体的节目形式更能影响观众,也决定了节目的档次与市场效果。”

极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泽玮也认为,具备高质量内容的节目是会受到网络和电视台同时欢迎的,“网综应该覆盖最大的人群,合家欢式的大众节目在未来将大有作为。假若网综只锁定在特定的年轻群体,则可能会错失潜在的更广大的受众。”

对于电视或网络综艺的未来发展,陈凌强调了节目模式的重要性:“中国的节目制作市场化起步较晚,工业化的制作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国内各视频平台间还未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尚需形成独有的品牌特征。”

原标题:沙尘天这么多,三北防护林说“我不背锅”

4月10日,大风吹走了北京等地的沙尘,这已是今年出现的第7次沙尘天气过程。今年的沙尘天更多了?有网友质疑,今年北京的沙尘次数比往年多,听说是三北防护林的树被砍了。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说,防护林带有固沙等作用,三北防护林工程所形成的林带还是太少了。

沙尘天为何来了又来?

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以来,我国沙尘天呈明显减少趋势。上世纪60—70年代,西北地区春季年平均大风日数超过20天,2000年以来减少至15天以下。2011年至2017年,年平均出现沙尘天气10.3次,较1981年至2010年偏少4.6次。

国家气候中心解释说,沙尘发生的动力因素是大风,近年来大风呈减少趋势;同时,内蒙古、新疆等沙尘源地,春季降水量增多。空气湿度增加,有利于土壤墒情和植被生长,进而抑制沙尘的发生。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饶晓琴说,近期沙尘天气频繁出现与天气特点是紧密联系的。今年以来,不仅北京基本没有降水,北京周边地区降水也偏少。加上气温升高快,地表土壤基本解冻,冷空气活动较频繁,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沙尘天气的生成。

三北防护林是多了还是少了?

有传言说,三北防护林阻挡了风,导致京津冀雾霾天增多;由于三北防护林的树被砍了,所以沙尘天增加,“背锅”的总是防护林。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徐祥德院士说,防护林带的主要作用,是固定沙地、保持水土、减缓风蚀、降低扬沙。冷空气和大风影响范围垂直方向在1500米以上的,二三十米高的防护林不可能阻挡冷空气或寒潮。

“三北防护林对治理沙尘是有效的,但效果是有限的。”彭应登强调,这是因为三北防护林工程所形成的林带还是太少了。

由百名科研人员历经4年完成的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重大科研专项“森林对PM2.5等颗粒物的调控功能与技术研究”显示,北京海淀等城六区所有植物年均总滞尘量9789吨,其中PM2.5滞尘量为105吨;森林植被可使北京每年空气质量达二级优良的“蓝天”增加15天。

彭应登说,三北防护林有类似作用。目前的“新沙源”是西北农业荒地和耕地,河套地区的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等。要在这些地方尽快进行植树绿化、植被覆盖,扩大三北防护林的范围。

空气质量考核指标没有沙尘?

彭应登说,从地方政府来看,近年来对沙尘的重视程度是有所下降。一方面是沙尘天气呈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跟我国空气质量考核指标设计有关。不管是日常公布的空气质量指数(AQI),还是“大气十条”等年度考核,除了由本地产生的局地扬尘外,由外地传送的沙尘对空气质量的影响都会从指数统计和考核中剔除。

“这是由于把沙尘的产生归结为自然因素。”彭应登强调,沙尘并非完全是自然产生的,是可以治理和预防的。当前除了尽快治理沙源地区外,还要预防和避免更多地面裸露成为沙尘的新来源。

(科技日报北京4月10日电)